西線無戰事

喬伊斯（James Joyce, 1882-1941）《一個年輕藝術家的畫像》的主角史蒂芬‧戴德拉斯（Stephen Dedalus）對於僵硬的教育體制提出批判，接著又大肆批評宗教制度，最後，藝術家又為更寬廣的天空，甚至於與國家決裂。戴德拉斯其實是喬伊斯的縮影，喬伊斯是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人，但是愛爾蘭人對他並不友善，有一陣子，喬伊斯的書被列為禁書，喬伊斯因而流亡海外。

我國這十幾年的教育環境了很大，我常在想，有沒有人像戴德拉斯或是喬伊斯之流的人流亡海外，公然向既有的教育體制宣戰。有趣的是，幾十年前公然拒絕聯考的小子吳祥輝，也讓他的小孩加入聯考體系。就父母而言，為了孩子的將來著想，不得不加入聯考這個大機器。

我國的教育常常讓我想起卡夫卡在《流放地》裡的殺人機器。《流放地》是講一個旅人來到熱帶殖民島上的的流放地，一位犯人因為「抗命和污辱長官」被判死刑。這個旅人受邀觀看整個執刑的過程。這個犯人並不知道他已經被判決，甚至於不知道他已經被判刑，自然連申辯也不用了。接著，官員解說了處死刑機器的組成：床、繪圖器和釘耙。床是讓犯人躺著，釘耙則是分成長短針，長針用來在皮膚上寫字，短針則是用來洗掉血水，讓長針保持清晰，整個過程歷時十二個小時，這時候，犯人就可以由傷口知道自己判決的訊息，最後釘耙再會穿透犯人的身體後，自動把屍體丟向墓坑。

受完了教育，我國的學生被貼上標籤，就像是犯人被繪圖器寫上罪刑，整個歷時十二個小時，像極了十二年的國教，受完了十二年的國教後，學生就像是犯人一樣，自己究竟被流放到那一個蘿蔔坑，大江健三郎在《為什麼孩子要上學》裡提到質疑：

  「為什麼要去這樣的學校，
    學些和長大之後的生活似乎完全無關的東西呢？」

  「我常常從中學的高年級或是高中的低年級學生那裡，
    收到問卷。其中常出現的一個問題是：
    請問您孩提時代，想要成為怎樣的人？」

同樣的疑問，也必定縈繞在每一代國人的腦際。我很欣賞有人想改革教育體制，不過這十幾年來的教改似乎沒有什麼效果，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國情有很大的差異在，我們喜歡補習，所有的教改美意都在「補習」下變質，最近教育部要在學測加考台灣史，天啊，教材在那裡，怎麼考，肥了補習班，苦了孩子們。經濟學家曾經提出了一個「次佳理論」（Second Best Theory），這個理論主要是說，那裡病就該醫那裡，不要頭痛醫腳，腳痛醫頭，不然所有的醫療手段，很有可能是走冤枉路。就教改來說，最大的病源在於補習這塊大石頭，教改的人士無力把這塊石頭搬開，一切的教育改革只是加重孩子的負擔。

在十幾年的教改過程中，最令人受不了的是「西線無戰事」的悲涼。《西線無戰事》是雷馬克（Erich Maria Remarque，1898-1970)的傑作，故事中年輕的學生莫爾在學校的激勵下從軍去，到了前線，戰爭的的無情讓他的宛如活在地獄中。隨著身邊戰伴一個個的死去，莫爾對於人生徹底的絕望，好不容易熬到了停戰前夕，莫爾竟然死亡。可悲的是，這時候軍報只用了幾個字加以描述：西線全無戰事。在十幾年教改中，小朋友賠上了童年、少年時間，做了教改的白老鼠，所有的主事者以「吃豆腐」的口吻說：

 「我沒有錯，多是他的錯」

多少的無名屍只換來一句「西線無戰事」。

LaZo(程朗)
(02/22/2005 2:22)